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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明清時代的鄱陽商人與商人精神(一)

    2021-10-21來源:編輯:杜克鋒作者:游歡孫

    引言

           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新修《鄱陽縣志》付梓刊刻,該書卷2《輿地·風俗》開篇說到:

           鄱故望邑,顏范澤存,自無譎習,業儒則恥于就吏,逐末則重于去鄉?N紳愛惜名節,即富室亦兢兢身家,無或豪舉。至于男女不相瀆,主仆分截然,此尤風化之本,弗可冺者。以今視昔,服飾稍華,則亟返于儉,使醇樸遺風不漸入于靡靡,此在良牧與賢士大夫加之意耳。

           褒揚一縣風俗醇美,并將其與當地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治令牧守相聯系,是明清地方志慣用的敘事手法。唐宋以后的鄱陽地方文獻,也往往要追溯到唐代的顏真卿與宋代的范仲淹,以強調二人治理饒州對鄱陽民風的形塑作用。

           事實上,以鄱陽為首邑的饒州地方,自唐五代以來,在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表現,一直走在江西各州的前列。鄱陽一縣,更涌現出洪皓父子、彭汝礪、江萬里等一大批文章節義之士。所以康熙《鄱陽縣志》中的“風俗”部分,特別說到鄱陽的讀書人恥于做吏(官府中的胥吏和差役),商人不愿輕易離鄉,士紳愛惜自己的名節,富室人家也小心謹慎,沒有什么豪放不羈的行為。至于男女之間、主仆之間,更是各守其分,循規蹈矩。這些都是強調唐宋時代鄱陽的儒學之風對后世的深遠影響。

           上引這段文字,后來又被全文置于乾隆十四年《鄱陽縣志》卷2《風俗》之首,文后特別注明有“劉志”兩個小字,揣測其用意,應當是指早在明代萬歷時代,鄱陽縣人劉應麒所纂《鄱陽縣志》當中,即當已有此文。萬歷《鄱陽縣志》早已亡軼不存,當然也就無從考證。如果乾隆縣志這一說法屬實,則文中所說的“以今視昔,服飾稍華”,也應當指的是萬歷以后鄱陽民間服飾的變化,聯系到嘉靖以后明代社會風氣由儉入奢的一個整體表現,也是不足為奇的。不過,對于本文的寫作主題而言,其實最重要的是文中的“逐末則重于去鄉”這一句文字,它似乎在提醒我們,萬歷時代的鄱陽商人,大多還是以本地經營為主,而不愿意離鄉遠賈。

           然而,縣志中所說的萬歷時代的鄱陽商人,與我們已知的明代江西商人事實,是頗有距離的。眾所周知,明代中期以后,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,中國各地涌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群體,其中資本最為雄厚的是徽州商人與山西商人,他們廣泛經營糧、鹽、錢、茶、木等贏利豐厚的行業,非坐擁百萬乃至千萬之資,輒不敢言富。至于明清時代的江西商人,雖不以資本雄厚著稱,但他們人數眾多,且多活躍于兩湖、西南等地,也有著自己的鮮明特色。

           按照明代萬歷時代浙江人王士性的觀察,明代中葉的江西,與浙江、福建兩處一樣人多地少,必須出外謀生,才能養家糊口。但在外的江西人,大多不是那些坐擁巨資,從事鹽業、木業一類大買賣的大商人,而主要是憑著一技之長,或為人看風水、看星相、算命卜卦,或為人制造馬車房屋。所以嚴格講起來,這些江西人只是一些底層的手藝人,屬于士農工商當中的“工”這個階層。既然是靠手藝吃飯,當然也就不需要什么原始資本,所以王士性又說江西人能夠“不事子母本”,“徒張空拳,以籠百務” ,他們靠的是自己的一身技藝,最終往往能夠“虛往實歸”,有所收獲。王士性還特別提到,當時在云南的江西人,大多又是撫州人,這些撫州人不但在城市之中負販經營,有的更承包了鄉村間的賦稅征收與徭役僉派,甚至充當了許多土著部落的酋長?偠灾,明代中葉江西撫州人在云南勢力之強大,是令人難以想象的。

           那么,在明清兩代的商業浪潮當中,鄱陽商人又有著怎樣的表現?他們主要經營什么行業?活動范圍如何?他們的社會形象又是怎樣呢?

    (未完待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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