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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明清時代的鄱陽商人與商人精神(二)

    2021-10-21來源:編輯:杜克鋒作者:游歡孫

    明清時代的鄱陽商業與商人

           康熙《鄱陽縣志》在《風俗》部分最后,又有以下一段“按語”細述當時鄱陽的民風:

           按鄱當楚尾吳頭,背山環水,氣候多陰,民無悍戾之性。其音清越,其習以禮信相敦,閨教至肅,為七邑冠。農務稼穡,市務居積,工藝雜異鄉人,不作淫巧。族無貴賤,皆知詩書,訓子誦讀之聲,絡繹巷陌。衣履多布素,即制一綢綺,非盛會不服。食無兼味,宴會率常品,雖鼎食家不必珍異。冠禮惟縉紳家行之;榧迾O簡樸,納幣諸儀,即富室弗及百金數,故少溺女者。喪一依朱子禮,親故相賻赗。殯或積歲始舉,或拘形家言,至停厝之久,且致爭訟,亦不能盡去佛事。山谷之民,多終身未入城市,即城市中,有終身不涉訟庭者,此猶有古風云。明嘉隆以前,非上舍省祭,不敢輒冠儒巾,今且紛雜,莫辨章縫。齊民妻女副笄,金相珠綴,擬于命婦,奢則不孫,此其漸也。

           這段文字論述鄱陽士民習氣與冠、婚、喪、葬諸禮方面的表現,雖然并不諱言其有悖于儒家禮儀與官方禮制的地方,但其重點當然還是肯定鄱陽民風的淳樸,更有對編戶齊民體制下各色人等“安分守己”的強調。惟可注意的是其中的“工藝雜異鄉人,不作淫巧”一句文字,講的則是鄱陽本地人并不孜孜于匠作工藝,如果聯系到前文所講的鄱陽人“逐末則重于去鄉”的說法,則可以進一步追問,在明清時代鄱陽本地的工、商二業當中,又是誰在充當主要的角色呢?

          對此,民國《鄱陽縣志稿》曾有記載說,近代同治、光緒以后,鄱陽本地的工商業基本被徽州、撫州、南昌三地的商人群體所掌控,并且形成了鮮明的行業特色。其中徽州商人主要從事的是典當業、錢業、鹽業、綢緞業、油坊、茶業、南貨。撫州商人特別是金溪縣滸灣鎮的書籍商人主要從事書籍、紙張、毛筆業,撫州商人的紙店,甚至只招收撫州地本的學徒。南昌商人主要從事估衣業(出售舊的衣服)、百貨業、米業。相比之下,最沒有特色的倒是饒州和鄱陽本地商人,被稱為“饒幫”,又稱“雜幫”,他們從事的,恰恰是徽州、撫州、南昌商幫沒有涉足的行業。此外一些行業鮮明的地域特色,也令人印象深刻,比如,煙絲業多福建人,鍋業多廣東人,燭爆業多萬載人,醬園豆干業多瑞州(今高安、上高、宜豐)人,磨坊業多奉新人,中藥業多臨江(今樟樹市)人,瓷器業多都昌人。至于鄱陽本縣本地的商人,從事的則是所謂的“雜貨業”,指的即是其所從事的行業比較龐雜,沒有太多的行業特色。

          當然,近代鄱陽商業的行業特色以及外來商人群體的形成,并非晚清同治、光緒以后的事情,而是明清兩代鄱陽地方工商業發展演進的結果。這一點,可以從民國《鄱陽縣志稿》卷2《建設志》“會館”部分的記載得到反映。據記載,當時鄱陽縣城的商人會館共有10個,其中江西有4個,分別是都昌會館、撫州會館、南昌會館、瑞州會館,安徽有3個,分別是徽州會館、婺源會館、青陽(今池州市青陽縣)會館,此外福建、湖南、廣東三省各占其一。這些商人會館都有各自的公共財產,“專為春秋祭祀及同鄉救助之用”,其中又以徽商最盛,徽州會館的公產也最多,更有余力從事地方教育事業。

           在所有會館當中,徽州會館與都昌會館的建立時間最早,分別在明代萬歷、崇禎時期即已建立,說明徽商與都昌的陶瓷商人在此之前即有在鄱陽的開拓經營;罩輹^在清代道光、同治、光緒年間3次重修,其中2次并曾立碑記事,可惜民國鄱陽縣志稿的編纂者當時沒有抄錄下來,迄今不能得其詳情。值得注意的是,福建會館創建于清代康熙年間,不但在時間上比后來的湖南會館、廣東會館都要早得多,而且規模宏大,竟然為諸會館之冠。只是不知道當時在鄱陽經商的福建商人,除了從事前文提及的煙絲業,是否還有別種行業的經營。

          總而言之,明代萬歷以后鄱陽縣城的商人群體,其主導力量都是外地商人,尤其是徽州商人,把控了商業當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行業。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,與康熙《鄱陽縣志》中的“工藝雜異鄉人,不作淫巧”的記載是相符合的。

           有趣的是,乾隆十四年的《鄱陽縣志》卷2《風俗》又有以下一段文字,議論明清兩代鄱陽地方商人與商業的情況對比:

           明時鹺引質庫,皆土著者主之,故勢不相軋,而情不相耀。今胥分屬徽西,服食器用,務極鮮華,漸染薰蒸,日雕其樸。富室以靡侈蕩家,貧者或突煙不舉,此則邇來城市風俗之大概也。其在鄉居,地土遼闊,村落星散,渾樸猶存,澤有魚蝦菱芡茭萑之利,山有果實竹木之饒。江右之俗,多持空囊走四方,鄱獨安土重遷,老死不出其鄉,有由然也。

           這段文字的意思是,明代鄱陽的鹽(鹺引)、典(質庫)二業,均為鄱陽土著主導,所以商人之間能夠“勢不相軋”,“情不相耀”。到了清代,鹽、典二業都已轉操于徽商之手,受其薰染,鄱陽縣城的風俗也日趨奢靡。這段文字中的“江右之俗,多持空囊走四方”,也正可以與本文開頭所引王士性《廣志繹》當中的江西商人形象相聯系。不過,鄱陽地有山澤之利,人無凍餒之憂,民生富足,所以鄱陽人安土重遷,老死不出其鄉。

           對乾隆縣志“鹺引質庫,盡皆土著”的說法,民國《鄱陽縣志稿》也頗持懷疑的態度,因為“稽諸傳記,及各家譜牒,疇人貨殖,寧無一語及此者!”也就是說,志稿的纂者查閱了鄱陽本地的許多人物傳記與民間族譜,都沒有發現有明代鄱陽人從事鹽業與典當業的記載。但志稿又進一步申辯:“所謂鹺引質庫,偌大艱巨商業,詎是老死不出其鄉之所能從事者?”意思是說,鹽業與典當業的經營,都是需要歷經各種艱難困苦方能有所成就,絕對不是那些老死不出其鄉之輩所能夠從事的行業,乾隆志的記載豈不是自相矛盾?

    (未完待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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