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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明清時代的鄱陽商人與商人精神(三)

    2021-10-21來源:編輯:杜克鋒作者:游歡孫

    明清鄱陽商人的事跡與形象

           無論如何,以鄱陽縣域之廣,人口之眾,明清時期的鄱陽商人也并非無跡可循。此處先列舉一條明代天順五年(1461年)的鄱陽商人墓志史料:

           饒之鄱陽城南處士傅公用霖既卒,其子寬置書托其友抵予治所……公生資淳雅,器識不凡。孝友出于天性。甫三歲失父,賴其祖提攜教育,及母內訓之篤,公亦刻志奮發,早能卓立。既長,替其祖干理家事,歷歷相稱。懋遷江湖,資羨余而家業益裕。由是其祖遂安享其養,又能慰其母之懷。

           傅用霖生于明代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,三歲喪父,在祖父與母親的關愛中長大。據墓志的記載,傅用霖還有一個哥哥用舟,自小雙目失明,用霖常伴其左右,“飲食衣服,親加調護”。成年以后,傅用舟因身疾而不娶,傅用霖則遵從祖父的遺命,把次子傅廣過繼給用舟為嗣。后來,傅用霖還建了一座“永思堂”,遍求名公巨卿詩文,以抒發自己“早失怙恃,思念痛切”之情。墓志還說道傅用霖“凡處親威朋友,必篤于義”,“教子必擇名師,其子學皆有成”,“見善事必力倡以成之,為人排紛解難,周旋其間,務得其平而止!

           為墓主傅用霖撰寫志銘的,是“賜進士、前監察御使、衡山知縣”,鄱陽康山人鄭冕。他寫的這篇墓志,著重在于贊頌傅用霖在孝友義行方面的表現,對其在商業經營上的成功,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“懋遷江湖,資羨余而家業益!。顯然,這也是傳統士大夫褒揚商人的慣用筆法。

           需要強調的是,傅用霖(1394-1461年)生于洪武,卒于天順,主要生活于明代的前中期,當時整個明代社會的商業勢力還沒有完全抬頭,商人的地位也遠遠沒有嘉靖、萬歷以后那么高,所以我們在這篇墓志當中,還看不到鄭冕對傅用霖作為一個商人角色本身的評價。

           明代中葉以后,士人與商人的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:一方面,底層的士人數量龐大,科舉之路越發艱難,一般士人不得不更加重視個人與家庭的生活生計,更有許多的底層士人棄儒從商,走上經商的道路。另一方面,商人勢力與商人地位進一步提高,商人在家族與地方社會的公共事務當中充當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。因此,大量的亦儒亦商的商人的出現,深刻改變了士人對于商人的看法和士商之間的關系。清初順治年間的鄱陽商人徐元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           據記載,徐元德,字敬泉,鄱陽縣凰岡人,生于明代萬歷乙亥(1575年),卒于清代順治五年(1648年)。徐元德“生而魁杰,有志四方,涉獵書史,知古興亡”,最初在家務農,終歲勤勞,日子過得十分清苦,但他認為,性定自安,即使住茅屋、吃菜羹,也是很快樂的事情。徐元德務農之外,也常在家鄉附近經商,以商貿所得孝敬母親。后來其母去世,徐元德在家守孝,期滿之后,乃將家中事情全部委托弟弟打理,自己則前往西南各地經商,“彭蠡、瀟湘之勝,西蜀、南滇之遠,皆放情遐寄,不屑屑于利,而資益饒!

           父母在,不遠游,孝弟力田,服賈于近,不忘書史,知古興亡。父母不在,乃肆意遠游,盡其四方之志,彭蠡瀟湘、西蜀南滇,均有遠涉,所謂“不屑屑于利,而資益饒”,自然是指徐元德遠賈西南,頗有所獲。這條史料清楚地告訴我們,在湖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為數眾多的江西商人當中,也有鄱陽商人的身影。

          為墓主徐元德撰寫墓志的,是鄱陽人賀登選,崇禎甲戌(1634年)進士。據乾隆《鄱陽縣志》記載,賀登選中進士之后,曾“由行人轉御使,巡按江東!泵髂﹣y世,朝廷權貴各培植私黨,當時的御使言官,也各自為各自的權貴圈子說話,但賀登選 “指陳利弊,不為依附”。明朝滅亡以后,賀登選回到鄱陽老家,過著鄉居的生活,他為人和平樂易,關心鄉邦,“尤喜獎掖后進,不以名位自尊!痹谶@樣一位鄉賢筆下,墓主徐元德的人生事跡,自然也是不能以商業拓殖為中心的。于是,墓志接下來又特別提到徐元德在西南經商時,“凡所歷之處,其人民風尚、物卉山珍,或崇樓峻閣,名公巨人之題品,松瘦云伴之詠歌,靡不悉備其形勝,錄其緒言”,待到“歲時伏臘,讌飲會聚,與弟侄聚”,徐元德“口之不輟,如讀山經地志,往復綜稽”。賀登選贊嘆道,這大概就是“古所稱‘商隱’者耶!”

           墓志最后還述及徐元德“內則友愛孤弟,外接宗黨族服”,但凡有登門求助者,徐元德都熱心予以幫助。崇禎八年與九年,鄱陽遭遇大水,鄉里之人多有遭災者,徐元德或給糧食,或給錢財,予以救助。那些危難之中受過徐元德幫助的人,往往感激不已,但日后相見,徐元德也總是一笑而過,不提當日之事。徐元德對待那些不平之事與不肖之人,則都是當面指斥,從不留情,被他批評指責的人,后來認真思過,終其一生也未嘗有所怨恨。徐元德對子孫的學業非常在意,常常帶著他們出外求學,早晚督促,以為勸懲。因而概括來講,徐元德友愛兄弟,親睦族黨,急公好義,性介直而樂推與,嚴肅家教,勸懲子孫,都是比較符合儒家價值標準的一個商人形象。至于徐元德生前在西南到底從事什么商業經營,又或是所獲幾何,其實都不重要了。

           在明白了這一點之后,我們對于歷史文獻對明清鄱陽商人事跡的記載,也就能多一分同情之理解了。先看乾隆《鄱陽縣志》中的一條記錄:

           夏燧,東隅人,楚人黃中理客饒,中途被劫,燧憐之,贈以六十金,使載妻子歸;丈虠钤c徐鳳共宿,元失資斧,疑鳳竊,鳳忿投井,燧歸救之,力為貸償。里中汪繼和貧不克殮,燧為殯并資其母衣米,其生平懿行如此。

           從文字的語氣意旨來看,文中“被劫”的楚人黃中理,極有可能是來自湖北的客商。再聯系到救助徽商徐鳳的故事,我們可以推斷夏燧應該也是一個商人,但他從事什么商業,卻是語焉不詳,不得而知。

    乾隆鄱陽縣志還記載了一個名叫“胡鑑”的人的事跡:

           胡鑑,字睿藻,以國學考授州同,志行倜儻。值鄱陽興修文廟,鑑倡捐千金助成。他如捐修養濟院,賑濟貧乏,施櫬木,置義塜諸善行,好行其德,始終不渝。子浤,克承先志,嘗獨捐千金助修郡學崇圣祠,可謂世濟其美矣。

           這個胡鑑,以國學考授州同,是一個州縣官員。從他捐千金助修鄱陽文廟,以及其它的善行來看,毫無疑問是一個頗有家貲的人物。聯系到胡鑑的兒子胡浤,也曾獨自“捐千金”助修饒州府學中的崇圣祠的事跡,則可以大致推斷,胡鑑、胡浤父子極可能有一定的商業家族背景。

      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,夏燧與胡鑑二人,都是被當作“義俠”一類的人物被收錄到乾隆《鄱陽縣志》當中,也就是說,作為官方文獻的縣志,褒揚的主要是夏、胡二人的義俠善行,而不是要著力宣揚他們的商懋家貲。

    近代以后,商人的地位更一步提高,相關的事跡也更多地被記錄下來。比如,同治《鄱陽縣志》中就收錄了一些商人的傳記,其中就有一個叫做“王世華”的商人:

          王世華,字國文,年十七領漕運,往來南北,濟人不一事。鄱舊有東館,在京都柴兒胡同,復謀增魏染胡同西館,世華力任之,獨貸千金塹購,三年歸償,館中竹木器具,皆世華自南運至。又省館倡建章江門外,鄉試稱便焉。

           王世華在17歲的時候,就已開始主挽漕糧,成為漕戶首領,推斷應當是出自一個漕運軍戶世家。按照學界已有對明清漕運的研究,漕船北上南下,漕戶漕工夾帶私貨販賣是極為普遍的現象。王世華能夠力任京城鄱陽西館的增建,并從南方運去竹木器具,又在省城南昌章江門外倡建鄱陽會館,估計也是一個依靠漕運發家的漕商人物。

           以上夏燧、胡鑑、王世華3人,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其商人的身份,但他們到底從事什么行業,卻還是因為文字簡略隱諱,無從得知。以下再看一條稍微具體的材料:

           徐肇惠,號養心,凰岡人,幼勤學,文藝書法咸可觀。家貧,賈于大湖南北,所至輒市義以歸。有因負出妻者,代償其逋,使留之。遇遺金,訪其人,還之。楚有士人,文富而室貧,造訪訂交十余年,贈餽不倦。漢市主者誤封物值數百金送之,舟解纜后始知,至景鎮,將所誤金悉置瓷,另舟載復至漢,令主者起瓷另貯之,主者閱客歲簿籍,果如言。后江右饑,在楚聞之,急糴米分數艘先后?運歸,歸則斗米值錢千余文,減其價出糶,數日艘空。復設廠二,一施米,一施粥,后運艘到,擇敏者佐其務,往來二廠經理,死者則助棺瘞之,其好義如此。

           這個徐肇惠,與前文講的徐元德一樣,都是鄱陽凰岡人,而且都在洞庭湖南北各地經商,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他們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個家族的商人,有著很強的商業傳承關系。從縣志的記載來看,徐肇惠后來成為一個長駐湖北漢口的鄱陽商人,而且極大可能是一個從景德鎮販運瓷器至漢口銷售的瓷商。傳文記載了徐肇惠代人償還債務,拾金不昧,樂助斯文,不欺業主的各種善義之行,特別是當他得知江西饑荒,從湖北購買并船送米糧,賑濟江西饑民,更是一大善舉。

      同治《鄱陽縣志》還記載了2個典當業與1個錢業商人的事跡,一并節錄如下:

          蕭士班,字瑞符,永平關人,……徽人寄衣篋,久無耗,子至付之,封識宛然,白金二百兩,仍舊物也。聞者難之。

           高譜元,字積成,邑東余家嶺人,……咸豐三年,粵匪竄饒,各鄉平帳,所質谷衣物勒索付還,譜元即概為銷除,取懷而予。有遠鄉于事后輦谷贖衣物者,檢還衣物,卻谷不受。

           程尚義,字外方,號燕山,永平關人,以貧故,常業懋遷,而才識過人,權子母,多意中,不數年輒饒于貲。一夕,聞樓上索索聲,燭之,則舊傭伏焉。飯之,傭泣曰:近得疾,憚力作,欲竊主資,營小負販。曰:何不明言,而顧出此,且宿,無多言。天未曉,以錢二千遣之云,傭感泣,后改行,其行事多類此。

           上述三人當中,蕭士班與程尚義都是鄱陽永平關人。據康熙《鄱陽縣志》記載,縣城永平關有永平市,是一個“商賈湊集,百貨所聚” 的大集市,則此二人應該就是在永平市的商人。高譜元與蕭士班,都是典當業商人。從傳記文字內容來看,高譜元也是在鄱陽本地從事典當業的商人。程尚義“權子母”,指的是他從事資本經營,借貸生息,當為錢業商人無疑。

           這三個商人的事跡被收錄到同治《鄱陽縣志》的“質行”當中,當然也是因為他們品行誠樸,多有善義之行?h志還記載,蕭士班“嘗夜出,一人蹲門側,燭之,哀乞,士班曰,事莫大于失行,與數金為活計,后卒改行!背躺辛x的父親程式序是一個秀才,生性嚴峻,族人都很敬畏他。但程尚義生性至孝,待人處物,處處能夠得到父親的歡心。程尚義對待幾個弟弟也非常友愛,一家數十口,親愛和睦,從無間言。對那些貧窮的親友同鄉,程尚義也極力幫助,不遺余力。即使有人辜負了他的好意,程尚義也從來都是善待其人,所以一鄉之人,均稱其為“長者”。程尚義還十分重視教育,“延師課其子,誠敬始終如一日”,其子程文濬,后來也成功考中了舉人。

    鄱陽商人的精神與追求

           明清時代的商人傳記,多散見于民間族譜、士人文集與地方志書之中。但無論族譜、文集還是方志,都是由傳統的讀書人撰寫而成,因而也多是以儒家士大夫的價值觀念,來著重宣揚商人的嘉言懿行,對于商人具體的商業活動,則往往一筆帶過。這也是傳統商人傳記史料的普遍情況。如果要對商人的商業活動做進一步的探討研究,則有賴于商業賬簿、商人日記、契約、分家書等等更為原始、更為民間的商業文書的發現與整理。因此,本文利用縣志與墓志材料,對于明清時代鄱陽商業與商人的分析,還只是一個十分初步的嘗試工作。

           不過,即使是通過目前有限的資料分析,我們也依然可以看到,明清時代鄱陽商人的經營范圍是多樣的。其中既有徐肇惠這樣的陶瓷商人,也有王世華一類的漕運商人,還有像蕭士班、高譜元、程尚義這樣的典當與錢業商人。從商貿地域來看,既有遠涉瀟湘與西南的徐元德、徐肇惠,也有往來南北數千里的漕運首領王世華。由此可見,明清時代的鄱陽商人,并非都如《鄱陽縣志》當中所說的“逐末則重于去鄉”、“老死不出其鄉”。

           明清時代的鄱陽商人最值得我們稱道與頌揚的,是他們急公好義、樂助桑梓、誠實守信的商人精神。比如,水災之年賑濟饑民的徐元德,捐資興建鄱陽文廟、養濟院、義塜與饒州府學的胡鑑父子,塹資修建京城與省城鄱陽會館的王世華,拾金不昧,身在湖北、心系江西的徐肇惠,以及誠實經營、不欺顧主的蕭士班、高譜元,等等,都是明清兩代鄱陽商人的杰出代表。

           當然,我們在表彰頌揚明清兩代鄱陽商人精神的同時,必須看到商人精神背后的士人與商人之間的互動。這種互動的集中體現,就是士人大力肯定商人的志業,商人則高度認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學主流價值觀。中國古代一直有所謂的“士農工商”的四民觀,讀書做官,則是科舉時代“顯親揚名”的最重要的途徑。但明清時代的商人力量的成長與地位的提高,早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商人在孝養父母、親睦戚友、急公好義等方面的表現,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士人階層,也得到了儒學士大夫的高度肯定。反過來講,許多商人從小接受儒學教育,雖然在科舉方面未能取得成功,但他們本身已經是亦儒亦商,他們對于儒學的主流價值觀,對于“顯親揚名”的人生終極關懷,則是與士大夫階層高度一致的。因此,士人為商人寫傳,方志為商人立傳,商人為桑梓與國家效力,之間是相得益彰、“美美與共”的良性互動。

           由此推廣開來,我們今天處在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之中,自然也需要認真思考政府、社會與商人之間的互動關系。我們既要為商人的創業經營創造良好的商業制度與政治生態,同時也要創立長久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機制,大力表彰與頌揚商人熱心公益、報效家國的奉獻行為,讓商人在新的時代主流價值體系之下,更好地實現人生的更大價值與終極追求。

    (完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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